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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【中國網評】無法復制的中國經驗 可以讀懂的中國國情

    來源:中國網    2020-04-15    作者:楊新華 李小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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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國網評論員 楊新華 李小華 

    從新冠疫情暴發以來,抗疫和輿論,就一直是兩個平行的戰場。對中國和其他國家抗疫路徑選擇的爭議和交鋒也從未停止。

    進入四月,中國戰疫重心轉向嚴防外部輸入和篩查無癥狀感染者。與此同時,美國的確診患者數節節攀升、突破60萬大關;歐洲國家牢牢占領“第二陣營”,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;此前趨于平靜的日本、新加坡又現升級態勢;更令人擔心的,是印度和非洲或將“在沉默中爆發”。在全球抗疫的整體圖景中,中國首戰告捷,率先進入“緩疫階段”,是振奮人心的信號。

    總結迄今為止與新冠疫情的較量,不可否認中國以舉國體制應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巨大能量。特別是在抗疫進程中,不管是應急響應、資源調度、醫療科研、軍地協同、聯防聯控,還是責任追究、輿論疏導,都在因重大危機催生積極變化,進而沉淀為制度創新和變革。這樣的變化,既發生在政府層面,也發生在社會的自組織體系中。

    大難當頭,各自努力。撇開個別國家在疫情早期的盲目樂觀和隔岸觀火不說,在多數時間,世界各國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全力應對,其中不乏參考和借鑒中國經驗。

    世衛組織訪華專家組組長艾爾沃德3月4日接受《紐約時報》專訪時,就提出中國遏制病毒的7點經驗值得借鑒效仿。之后世衛又在不同場合反復推介中國經驗,特別是中國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應對措施,稱之為疫情應對的“新標桿”。當然世衛組織也推薦了韓國、新加坡的做法。

    只是從演變劇烈的疫情數據看,各國對中國經驗的復制不能被稱為成功。截至4月14日,已有6個國家的確診數和7個國家的累計死亡人數分別超過中國;而從病死率的統計看,中國以4%排名47位,有7個國家的病死率高達10%以上。

    與死亡相關的數據,無論高低,都足以讓人敬畏。縱觀各個國家的抗疫策略,不管是“社交隔離”、“佛系抗疫”還是“集體免疫”、“相信上帝”,都是面對史無前例的疫情做出的現實選擇,其中也摻雜著必然和無奈的成分。決定抗疫走向和結果的,包括社會制度、政治體制、經濟實力、產業基礎、發展水平乃至宗教信仰等諸多因素。

    也正因此,抗擊新冠疫情也為外部世界讀懂中國國情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。

    舉國體制下的戰時動員能力。千萬人口的武漢全城封禁、醫療人員物資火速馳援、火神山雷神山刷新“中國速度”、大建方艙醫院實現應收盡收,甚至緊急撤換湖北和武漢兩級黨委一把手,終于使武漢幾近失控的疫情全面扭轉。而在全國范圍的“一級響應”下,一年一度的“人類大遷徙”瞬間凍結、14億人居家隔離、社區防控網格化管理和地毯式排查,真正實現控制傳染源、切斷傳播途徑。常被西方媒體詬病的舉國體制,在抗疫的戰時狀態體現了特殊優勢。反觀美國,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公共衛生體系,1月31日即首先宣布對華旅行禁令,但高度分權制衡的制度設計決定了聯邦政府無法快速、全面調動全國資源,黨派政治、官僚主義和“選舉年”因素,又讓決策過程浪費了太多時間。

    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制造業能力。新冠疫情考驗了中國,也提醒了世界,強大的制造業對一個國家有多么重要。改革開放的重要成果,就是讓中國形成了超大規模制造能力和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,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,特別是構建了強大的應急物資保障體系。疫情暴發正值春節,中國政府緊急動員,醫療物資生產企業率先復工達產擴能,大批其他行業企業轉產應急,短短20天就實現了醫用防護服和N95醫用口罩產能產量十數倍增長。這些“無中生有”的醫療物資,保障了中國以湖北和武漢為核心的抗疫戰爭,中國疫情回落后又轉向支持疫情風暴中的國際社會。但對于多數國家來說,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并不現實,面對不期而遇的重大疫情,恐怕無法擺脫對全球化產業鏈的依賴。

    智能互聯網時代的技術紅利。人們記住這個特殊的“長假”,也會記住科技和互聯網在這場疫情中的貢獻。利用5G、人工智能等新技術,醫務人員開展遠程會診、線上問診,避免了稀缺的線下醫療資源被擠兌;通過大數據分析,科研人員進行病毒溯源和傳播路徑分析,更快地逼近真相;借助手機定位分析和在全國推廣“健康碼”,疫情管控部門對感染源的篩查、追蹤、控制和隔離獲得了極大便利;機器人、無人機更是有效減少了人際接觸。這一切,都是非典時期難以想象的,而被移動互聯網深度改變的現代服務業,比如電子商務、物流運輸,也讓長達數月之久的“宅”生活成為可能。中國這樣充滿韌性的社會基礎設施體系,并不是很多國家能擁有。而有些國家因為擔心對個人隱私的侵犯,在運用科技手段排查和追溯疫情方面顧慮重重。

    對生命尊嚴和經濟損失的權衡。“人民至上”,只是每個國家愛惜國民的方法不同。中國采取的“四早”原則,面對新冠病毒“人傳人”和“無癥狀感染”的特征,必然意味著嚴格的防護要求和苛刻的相互隔離,也意味著將付出高昂的經濟成本。但中國依然以壯士斷腕的方式,讓經濟運行強行停擺,給抗疫騰出充分的時間空間,直到新增病例幾近于零。疫情沖擊了許多行業和地區的產業鏈,大量中小企業難以為繼,不少家庭停工失業艱難度日,國家和國民一起承受著疫情帶來的巨大損失。而在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,對疫情的評估盲目樂觀,反復對國民釋放錯誤信號,對醫護用品的短缺缺乏預判,在保生命和保經濟的天平上猶豫不決,乃至做出了錯誤的抉擇。難怪“今日俄羅斯”電視臺如此評論:“疫情之下,生命的價值重于經濟上的算計,這是中國打敗新冠病毒而美國步向災難的原因所在。”

    除此之外,中國兩千年儒家思想培育的集體主義、共同體意識和秩序觀,往往形成上行下效、令出即行的社會動員,國民與國家在危難時刻一條心、同進退。17年前的非典也奠基了國民的公共衛生素養,戴口罩、勤洗手、保持距離等防護意識得以普及。相比之下,奉行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西方社會,對政府指令的服從和協調一致的行動,恰好走在了秩序的另外一頭。

    當然,中國的新冠戰疫并非無可指摘,也同樣損失慘重。疫情早期的報送機制失靈、信息披露遲滯、地方政府管治能力薄弱,一度被國內外輿論輪番攻擊。醫療資源集中用于抗疫,導致其他病患不能得到及時救治。在疫情輕微地區,為了封村、封小區,具體執行者自我賦權、野蠻作業,也凸顯了地方和基層治理薄弱渙散等諸多問題。

    獨特的國情,繪就了中國獨特的抗疫圖譜。有些“作業”可以抄,也有些經驗無法復制。那些不能復制的中國經驗,取決于中國的文化傳統、制度基因、集體記憶和現實國情。正是由于政治體制、文化價值觀異于中國,社會運行有著完全不同的底層邏輯,導致了西方國家與中國抗疫路徑選擇的大相徑庭。

    單以應對新冠疫情來評判東西方制度和運行機理的優劣,難免失之草率,但承認歷史經驗和現實制度的多元差異,中國基于自身國情開展的抗疫戰爭,理應獲得世界的理解和尊重。

    或許是西方一些偏狹的媒體和政客無法正視,也不愿面對,讓他們一廂情愿的解讀與中國現實產生了明顯錯位。但如果他們想真正讀懂中國歷盡艱難、九死一生的戰疫故事,還是要首先讀懂中國國情。(責任編輯:蔡曉娟 戚易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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